29.4.12

正面评价人权外交的寿终正寝

正面评价人权外交的寿终正寝
 人权外交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特殊产物,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和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期间,达到高峰,而最近已经寿终正寝。
 一。人权外交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。

中共放一些知名的异议人士,换得一些经济,外交的实惠。中共也同时可以利用人权外交,给他们喜欢的西方领导人加分。
人权外交的实质是在普世价值包装下的利益交换,我们从来不拒绝利益交换,但我们拒绝在普世价值包装下的利益交换;我们拒绝违背普世价值的利益交换。
 如果当时的人权外交不只是以释放异议人士,而是提出一些对制度改革的要求,如一定程度的开放言论,出版自由。才可能真正促进中国的民主化。
 人权外交只是让海外多了一些流亡者,而并没有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,邓小平看的很清楚,让这些流亡者和中国断了关系,也就是方历之说的,没有办法再和对方交手。对中共政权的稳定是利远远大于害。
 海外多了一些骂中共的声音,对中共基本没有增加什么杀伤力,而国内少了一些让中共头痛的人物,中共又何乐不为?
 这也就是为什么丁子霖,刘晓波一直坚持留在国内的根本。
 二。人权外交制造了一批假的人权斗士
 人权外交放出去的异议人士,基本上都是对中国民主化而作出牺牲和付出的人物,不论是民主墙,是组党,是6,4。这些人付出了岁月,自由,最后流亡海外。
 但这样的异议人士,中国不是可以无限的供给给人权外交使用的;很快的中国出现了一些速成的革命家。
 中共当然清楚,人权外交一定会鼓励人们走这一条一夜成名的英雄路,中共也不怕这些火箭似出现的新人物,因为中共知道,没有艰苦的付出没有实实在在的积累,这些所谓的英雄都是无本之木。
 苏联和东欧一夜改变了颜色,是这些英雄生产的催生剂;他们根本不知道苏联和东欧民主化的艰难历程,而已经是急于分配政权变更后自己的位置。
 波兰的团结工会,在已经成为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合法反对派后,再度被戒严令摧毁,领导人进了监狱,团结工会再度非法;又结果长期的斗争,团结工会才东山再起,最后取代政权。
 俄国的叶利钦,放弃部长去选人民代表,和苏共制定的人去竞选俄罗斯领导人,而且取得了成功;他后来退出苏共,仍然可以继续成为俄罗斯的领导人。这些都证明苏联在改变颜色前,民主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。
人民敢于选举叶利钦,叶利钦可能被选举成功,都说明苏联的解体不是一夜之功,苏共的正统势力,不得不利用政变来推翻提倡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,证明苏联的民主化潮流已经不可能阻挡。
 想成为叶利钦没有速成班,执着和长期的的付出和能够感动了的投票选举你的人民,缺一不可。
 这些速成的革命家的特点都是只有国外的名声,没有国内的事迹。国内基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而在海外闹的轰轰烈烈。
 他们的人生活不是在海外而是在国内,但他们的支撑点只是在海外,这些人或者关注西方使馆,或者依附海外媒体,让这些媒体包装成为一个英雄。
 他们关注的不是国内的民主化中的群众,而是反过来需要民主化中的群众关注他们本人,他们关注的不是国内的维权,而是个人的炒作;可以回顾一下,这些人除 了宣扬个人的挑战和个人挑战后受到迫害;还做了一些什么实际的事情?他们的确挑选了一些中共最敏感的问题上挑战中共;但这些挑战,只是为了给自己迅速赢来 名声和宣扬自己受到的迫害;他们的目的明确,就是把自己炒作成为下一个人权外交的产品。成为下一个人权外交的砝码。
 看看08宪章,还没有出头,没有公布,中共就下手了。中共知道不能让08宪章有活动的空间。
而这些速成的人权斗士,中共是给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表演,让他们天天交英雄速成班的做业。―――天天公布自己受迫害的详情;一直到最后保送他们的从英雄速成班里毕业。交出的毕业论文是一份恶心的悔过书。
 人权外交的副作用,就是让海外和国内的民主化运动脱节;海外关注的是一个虚假的,炒作出来的中国民主运动。

三。人权外交是双刃剑,经济制裁作为推动人权的手法,到今天成为中国打经济牌,扩展实力的手段。
 在中国走入世界的开始阶段,人权外交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约束力,因为和当年美苏对抗时一样,中国和西方国家,当时是两个独立的经济体;而今天中国进入了世界。用经济牌想迫使中共就范,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成效,反过来。是中共越来越善于使用经济牌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 中共使用经济牌,不只是因为现今的中共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,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,而更主要的是,中共仍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,中国 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。而中共本身仍然是国家或政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,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多元化,但国家对经济命脉,经济政策和主要的国家资源仍然 具有绝对的控制。正如当年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厨房谈话:赫鲁晓夫吹嘘俄国没有资本家,尼克松反唇相讥,苏联就是一个世界最大的资本家。
 以整个国家作为后盾,又是以一个人民没有发言权的国家为后盾,来和西方世界打经济牌;中共显得游刃有余;中共面对的是一个有利益冲突的美国,日本和欧洲 各国家,更何况这些国家内部也同样存在利害冲突,国家并没有权力绝对控制私有的公司,政府行为又必须受到民主程序和制度的约束。
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关心和对中共的谴责,重点早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,西方政客早就不关心中共是否真正相信马列主义,而是关注,在一个集权国家,又是一个越 来越有影响力的集权国家,在全球化的经济游戏中,是否能够遵守游戏规则,是否会泛用自己集权国家的“优势”,如价格垄断,国家补贴,货币操控等。
 综上所述,人权外交的正面效应本来就不多,而今天,人权外交中的经济牌,庄家已经易手。
西 方世界已经越来越难使用经济牌来对付中共。对付一个国家垄断经济的政权,对付一个政权稳定高于国家,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政权,对付一个可以忽略人民的声音的 政权,一个不需要民主程序,党说了算的政权;也同样很难对付一个已经渗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,一个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中国,一个畸形发展又举足轻重的中 国;人权外交早就应该寿终正寝了。
 更重要的是,中国民主化的战场和中国民主化的力量都在中国,中国需要和欢迎世界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,但希望能够把西方的支持者引入正道。
 张鹤慈21。02。09
墨尔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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